经济观察报记者 康怡
在国资委主任换将之际，一场新的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正在响起。现阶段的国有经济应该如何定位？到底目前国有经济应该在哪些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下一步国有企业，特别是竞争类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在哪里？会遭遇怎样的难题？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放生 （曾任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北京九游会J9联合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安林就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经济观察报：如何评价前一阶段的国资改革历程？
安林：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国有资产监管组织体系和法规体系已基本建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框架基本建立并逐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管得到加强，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目前社会上关于第二次定位国有企业的讨论又开始响起？
李曙光：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数量的国有企业和这么庞大的国有资产，应该说国有企业已经不可回避地成了中国现在最大的国情。 而且国有企业改革到今天已经到了停滞期，基本上改革进入到了没有任何新的输入，没有新的理念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一个困惑期，甚至在局部领域出现国有企业改革倒退现象，比如大家普遍议论的国进民退的情况。 另外比较重要的就是《国资法》从去年6月1日开始实施，到今天非常不理想，包括国资委在内的其他部门，对《国资法》这部法律在实践当中的推进并不是很积极。 最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后李荣融时代”的来临，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带有领导者的个人特点，李荣融从2003年担任首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以来，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带到一个新的高度，但这其中也带有一些强烈的个人色彩。
经济观察报：目前，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已经改制退出，现有国有企业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管理的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现阶段国有经济应该如何定位？到底目前国有经济应该在哪些领域发挥主导作用？
周放生：我对国有经济的定位是从安全角度来看的，我认为安全是底线，主要是三个安全： 第一，国防安全领域，即为加强国防提供装备的行业。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国防装备都要由国有企业来生产，而是指整机和关键总成由国有企业来掌控，其他大量的零部件和配套件通过社会采购由民营企业来生产，甚至国外采购。 第二，经济安全领域。一是自然垄断行业，以电网为例，一个地区只能有一张电网，电网企业可以适度向民营企业开放股权；二是重要资源开发。包括石油开采、通讯网络、重要矿产采掘等等；三是重要产业，例如重大装备、航空运输、石化加工、远洋运输等；四是未来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和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指一些技术方向明确、产业规模大、带动关联度高、投资数额巨大、仍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风险性产业。例如：移动通信、电动汽车、云计算。 第三，社会安全领域，例如食品业和零售业等。有人坚持认为，国有企业应从完全竞争性领域彻底退出，只能让清一色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完全竞争性领域去经营，只要在完全竞争性领域里有国有企业存在，就是与民争利，这是不是太绝对了？维护社会安全才是维护百姓更大的利益。这是中国的现实。其次是社会公益领域。主要指的是储备、公交、自来水、供暖、保障性住房、邮政、医院、教育等，这些都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
李曙光：关于国有企业的再定位，我坚持我原来的观点，实际上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定位，也就是国资委的定位。国资委的定位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国资委本身的转型和定位问题，我认为国资委应该而且必须是一个特设法定的出资人法人，应该是一个干净的出资人。 因此我认为正在酝酿中的国新资产公司这样一个角色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它实际上只是国企改革的一个过渡，在短期内进行资源的整合，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介于国资委和一级企业之间，或者二级企业之间的一个管理公司的角色。国资委本身如果是干净出资人的话，就没有必要设立成本很高昂的这个平台进行整合。 第二个定位，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国资委与行业国资委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存在一些隐性的国资委，比如金融国资委、土地国资委，这样一些国资委没有明示出来，但是实际上是存在的。目前这样一些隐性的国资委非常混乱，产权关系没有理顺，有大量的问题。 第三，要解决地方国资委平台问题。目前各地国资委都在纷纷做自己的一些打算，在目前新的国资管理体制下面，包括北京、上海都在打造国有控股公司平台，正在进行地方国有经济大整合，我觉得这都是因为国资委的定位不明确，因此对于接下来很多国有企业的定位就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此，我个人认为应该加快国资委转型，同时应该发挥我们现在《国资法》当中已经定的一些方向性的东西，比如干净出资人这样一个引导性的作用，来推动下一步国有企业的改革。
经济观察报：改革进展到现阶段，中小企业层面已经没有国有企业，所以未来国有企业改革将是以大企业为主的改革。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如何？特别是竞争类的国有企业将如何改？
周放生：将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母公司改制成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国企改革下一步的方向，目前还没有破题。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也就是说，要推进双开放：国民经济对内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产业，国有经济对内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股权，通过企业改制引入民营资本，引入市场机制。 现阶段最适应市场需要的企业体制既不是国有独资公司，也不是民营独资企业，而应该是多种资本融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少数重要关键行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由国有控股，更多行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由民营控股。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贾康：以后中国国有独资企业的数量还要减少。国家层面独资企业的存在一定要有特别的道理；还有很多国有控股地位的企业，现在国资委直管的已经从196家缩到123家了，如果缩到几十家的话，就可以采取一企一法案，一类一法案，说清楚为什么要组建特别的独资的或者是控股的国企，而且是特大型的国企。 一企或者一类一法案，对应的就有一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概念，对它规定国有资产收益是该采取什么办法？现在央企红利征收率普遍的是5%和10%，还有不收的，再加上中石油、中石化的石油特别收益金，就是四档。以后应该不是几档的问题，而是一企一法案，说清楚为什么建立这个国企的特殊依据，说清楚为什么这么处理他的国有资产收益。这些过程是要求透明的，是在法制情况下通过立法机关认可的，修整和动态优化也是走程序的。
安林：我认为下一步央企改革的重点依然是公司化改造，市场化推进，要继续深化中央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我认为重点在于推进央企董事会走向独立性、实体性、实权性。
经济观察报：目前国企改革继续推进的难点有哪些？
李曙光：目前改革的难点有五个方面：第一，特殊国有企业的问题，像中投、汇金，还有一些资源垄断型国有企业，中石化、中石油等，这些国有企业涉及到垄断。第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现在大量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现代企业制度推进极其缓慢，公司企业和公司董事会制度、股东大会制度基本处于虚设状态，或者花瓶化现象比较严重，这是国有企业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还有就是公司高管的选聘方式。国企行政化选人方式是非常大的问题。另外如何处理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包括主辅分离问题、下岗职工分流问题、亏损国有企业等等。 最后我认为就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信用流失，主要是国有企业本身在市场经营当中不按照市场化方式做，现在很多官司是国有企业违法，国有企业不遵守合同，这个对于整个国有企业信誉的损害，以及对于社会信用损害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就是创新发展动力不足流失。第三是决策失误流失。第四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流失。第五是各种侵权的流失。
安林：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国资监管机构在“管人管资产管事”上依然没有很好地实现“相结合”。其次是国资委系统的国资基本上扭转“九龙治一水”的局面，成为“一龙治一水”，但在全国系统的国资，依然存在“九龙治九水”现状。还有国资管理体制中“统一所有、分级代表”中的分级“代表”成“所有”，统一“所有”成“没有”，这种现象在地方尤为明显。当然最主要的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现方式亟待优化或再设计。